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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宁致少数亲友告知订婚消息的电子邮件 |
2004年10月杨振宁突然给极少数几位亲友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他的订婚消息。
这封用英文写的电子邮件内容是：
这是一封重要的信，向你介绍我的未婚妻。
她的名字叫翁帆，她的朋友叫她帆帆。我现在也这样叫她。我们在2004年11月5日订婚。
翁帆二十八岁，出生在广东省潮州。致礼和我1995年夏天到汕头大学参加一个国际物理学家会议时碰到她。那个会议有四位我也知道，虽然在岁数上已经年老，在精神上我还是保持年轻。我知道这也是为什么翁帆觉得我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诺贝尔奖得主参加，因此学校挑选学生来作接待向导，当时还是大一学生的翁帆是我们的接待向导。那是一个只有上帝才会作的安排。
致礼和我立刻就喜欢翁帆。她漂亮，活泼，体贴而且没有心机。她是英文系学生，英文说得极好。离开汕头之后，我们和她偶尔有些联络。
大学毕业后，她结婚了，几年以后离婚。几年以前她进入在广州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很快要得到翻译系的硕士学位。
有如天意，因为好几年没有联络，她今年二月给我们一封短信。信是寄到纽约石溪，后来转到我所在的香港。也因此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逐渐熟识。
我发现现在已是一个成熟妇人的翁帆，依然保有九年前致礼和我特别欣赏她的率真。在我最近写的一首关于她的诗，其中有下面的几句：
没有心机而又体贴人意，
勇敢好奇而又轻盈灵巧
生气勃勃而又可爱俏皮
是的，永恒的青春
青春并不只和年纪有关，也和精神有关。翁帆既成熟又青春。我深信你们看到她都会喜欢她。
我也知道，虽然在岁数上已经年老，在精神上我还是保持年轻。我知道这也是为什么翁帆觉得我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
我们当然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有很大的年岁差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能够也将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奉献给我们的结合。我们的亲人都祝福我们。
请读一下下面的句子，这些句子说明了我对于她在我生命中扮演的以及即将要扮演角色的感觉：
噢，甜蜜的天使，你真的就是……
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
给我的苍老灵魂
一个重回青春的欣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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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拙毋巧——与杨振宁教授一席谈
潘国驹，韩川元（节选） |
东方传统文化的孝道
问：东方传统与西方传统对孝道的不同看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杨：我想，这是因为中国受儒家哲学的影响。儒家哲学最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伦常，而这伦常的观念里头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绝对而永久的。这个观念如果你要骂它也可以，例如五四运动时有人骂它，共产党也有人要骂它，说这个是剥削者要利用它来维持他们的权益。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不过伦常的影响却远超过了剥削人这件事。例如孝道，即超过了君臣关系，可是孝道的关系还是存在的，所以，它的影响不止是剥削人。
为什么儒家把伦常看成是基本思想？我想这与社会的结构有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变成比较绝对化，这个社会就会比较稳定，不容易动乱，而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它的结果，其一就是你所说的孝道，它把人与人的关系，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定义上变成绝对化，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统是不一样的。美国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不重要，但是它最根本的原则是从个人出发的。这点与东方的文化传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影响很大，一个在中国传统家庭长大的小孩，与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其整个思维形式是很不一样的。最近五、六年，有许多移民到美国去的中国人，他们的孩子，有的是在中国长大的，有的是到了美国才出生的，他们自己也说，这两个不同地方出生的孩子，他们的基本观念是不一样的。
母亲的影响
问：杨先生的母亲最近不幸在香港逝世，您觉得您母亲对您的为人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杨：我母亲与我的关系很深，因为我生下来不到九个月的时候，我父亲就到美国去留学。他在美国呆了五年，在我六岁的时候才回来。所以，我出生以后头六年基本上是与母亲单独在一起，因为我是老大。我母亲是一个旧式的妇女，她不但没有受过新式的教育，也没有受过很多旧式的教育，她念过很短时间的私塾，她的看与写中文的能力都是自学的。当我年纪渐渐长大了以后来观察与了解她，我觉得她与许许多多旧式的妇女一样，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使我感受很深。
我想，她们的做人态度与美国人的做人态度是不一样的。她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从个人出发，她的一生是从她的父母、丈夫、孩子来出发的，而这个观念是绝对的，她从来不怀疑应把丈夫与孩子的福利放在第一位。对她来说，这是绝对的一件事。我想，人的思想如果把一件事情变成绝对化以后，就变成一种力量，我从我母亲身上看出了一些礼教的优点。这个优点是一件复杂的事，用在一个家庭或一个人身上是好的；但是，用在整个社会就不一定是好的。不过，它是有优点的，它的优点就是因为它有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是因为它有个信念，这个信念是绝对的，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你说这是愚忠，我想也不是错误的。不过，愚忠是一种力量，这个力量用在合适的地方，就可以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你问我母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想就是这个。我与母亲的关系是单纯的，没有复杂的成分，因为我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也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在美国住了40多年，比我在中国住得久些。美国长大的孩子，选择很多，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便是不知道如何选择，反而使事情变得复杂化。复杂化后可以变成悲剧，这样的例子很多。
（文刊新加坡《联合早报》1988年1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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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题玩游戏改诗乐悠悠——杨振宁翁帆夫妇专访
潘星华 |
昨天早上，在酒店咖啡厅和杨振宁、翁帆夫妇做访问。
今年84岁的杨振宁教授，浅蓝色衬衫外是深蓝色外套。显得精神奕奕，两眼尤其炯炯有神。样子要比报章上的照片灵活利索得多。30岁的翁帆也是一身深蓝色连衣裙，青春的脸蛋散发着娟秀之气，很讨人喜欢，难怪杨振宁要说翁帆是上帝送给他的最后一份礼物。
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已被传媒追逐50年，接受记者采访是小儿科。翁帆初则略有防卫神态，不过，聪敏机灵的她，很快进入受访状态。
记者：很高兴看见你们两位神采飞扬，最近感觉怎样？
翁帆：我们两人在一起很愉快。我想，要神采奕奕，首先要心情好，感觉快乐。我认为保持心态和心情愉快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两人有很多话要说，谈的并不是深奥的东西，不一定讲哲学、讲生命，总是什么都谈。振宁的朋友都说他这两年年轻了，每次看见他，都说比上回年轻了。
记者：那这是你的功劳了。
翁帆：我们是互相的。他也让我觉得很快乐。
记者：你把青春浇灌在他身上，而他把智慧灌注在你身上，是这样交流吗？
翁帆：并非全是这样。
杨振宁：我觉得你智能这个词用得不恰当，翁帆只是从我这里得到些经验。如前两天，我去“台湾中央研究院”开会，看到很多院士。我介绍给她，告诉她这个人做什么，有什么成就，现在在哪里工作，我尝试把这几十年的经验，慢慢传给她。
翁帆：我们看见什么就谈什么，去参观博物院一定玩游戏。
杨振宁：游戏是这样的：我们进去美术馆或者博物院参观前，会约定在里面不讨论，到出来时我会问她，如果这家美术馆要送你一幅画，你选哪幅？以此来看看我们两个人是否选的是同一幅画。这样我们就有很多话题讨论了。
记者：你们的合拍率怎样？去10家美术馆，有没有8家都选同一幅画？
翁帆：我们的审美观大致相差不远，虽然不一定同选一幅画，但是小范围还是一致的。
杨振宁：太现代主义的画，我们都不喜欢。
翁帆：很多现代画作，抽象过了头，只是一团色彩，我们都不能接受。
记者：你觉得翁帆怎样？
杨振宁：她聪明可爱，而且是一个没有心计的女孩。我认识她的时候，用guileless（单纯）来形容她，两年后，我觉得她仍然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她的特点。她也不是aggressive（行为激烈）的人，对世界并不是主动要去改变的人。
记者：你觉得杨教授怎样？
翁帆：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绝不令我沉闷。而且他很有品德，这是他最好的地方。开始认识他的时候，还会常想着他是大人物，是学者，很尊重他。慢慢接触后，这些已不重要。他很好，常会出些数学题目给我做。说我能回答的话，就算达到什么水平。
记者：你什么水平？
翁帆：我的水平有时高，有时低。
记者：你有出题给他做吗？
翁帆：我有没有出过题给你做？
杨振宁：可能有吧，不过记不得了。
翁帆：我可能有给他出题吧，但不是数学题。
杨振宁：我们还一起改徐志摩的诗。我们是怎么改的？我记得我们的第一句是“你我相逢在晚霞灿烂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我们把徐志摩的“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改了。
翁帆：后面我们还改了很多，现在忘了。
（2006年7月9日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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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年恋情
——新加坡新传媒《焦点》电视专访杨振宁与翁帆（曾月丽主持） |
曾月丽：
杨振宁教授在82岁那年做了人生中重要的决定，和28岁的翁帆结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祝福，也有人质疑。杨振宁说他自己根本没想到人们对他的第二段婚姻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关注。
2003年冬天，杨振宁从美国回返北京定居，他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在那里做研究工作，准备开始丧妻之后的晚年生活。没想到一封信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杨振宁：
2004年初我到香港。唉，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她从广州寄到美国，我美国的秘书把它又转到香港。它上面是，因为我们好几年没通信了，她把她的电话写上了。所以我给她打了个电话，后来她来看我，以后我们交往了一些次，所以最后在2004年年底结婚的。
曾月丽：
杨振宁口中的她就是十一年前，他和妻子杜致礼到广东汕头大学参加国际会议时，负责接待他们的小姑娘——翁帆。那时的翁帆还只是汕头大学一年级学生。两人再度见面时，翁帆已经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英语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虽然彼此两人年龄相差半个世纪，翁帆的出现对杨振宁犹如上天赐予他的最后一份礼物。
杨振宁：
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是实在十分幸运的。今天，我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当然一个人，结婚了很多年，年纪大了，配偶不在了，是非常孤独的。另外一方面，虽然翁帆也给我很多照顾。我跟有些新闻记者说，说你们现在见我走得很快了什么的，可我今天跟十年以前走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我现在知道老年人为什么慢下来，慢下来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知道，他假如走得太快，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反应会不够快。现在有了翁帆，我跟她走路，拉着她的手，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安全感。这个当然只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信号。事实上对于我整个人生观，都因为来了翁帆，有一个转变。
曾月丽：
当你告诉你的孩子，你要结婚的时候，孩子们怎么说呢？
杨振宁：
哦，他们说爸爸所认为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支持。他们没有异议的。唉，我想这点我也比较幸运。我知道像这种情形，两方面的家庭，包括父母、兄弟姊妹等，假如有孩子的话，情形会很复杂。我们的情况一切都很简单，很顺利。
曾月丽：
当你决定跟翁帆结婚的时候，你花了多少天的时间去考虑，尤其因为你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人，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要做这样的成为大家免不了要谈的一个话题，那个时候又是怎么一种压力呢？
杨振宁：
我想主要的问题，是我不在了以后，将来是要变成一个什么状态。不过，翁帆是一个乐观的人。我也对前途采取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事情不可避免地要传出去，而且传出去是会有一些不高兴的反响。不过，我们没做统计。我觉得百分之七十八十的报纸上、杂志上和网上的评语都是正面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是负面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
曾月丽：
今年初，杨振宁和翁帆联合在一份周刊上发表反驳文章，引起瞩目。一名署名平路的女作家的文章令他们动了气。
杨振宁：
她是指了我们的名字讲的。她对于老夫少妻这件事情非常不赞成。这个不赞成，我还可以了解。可是她用了非常尖刻的话在骂我们。所以后来，我们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子，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我记得我们是说，平路女士整个的文章所缺少的是阳光、是希望、是同情、是爱。后来，她又有一个文章，我们就没有再理了。
曾月丽：
世俗人对忘年之恋毕竟是充满好奇的。
任凭旁人的注视，在公众场合里，杨振宁落落大方，自然流露着对妻子的疼惜之情。而翁帆则似乎还在学习应对不同地方环境的接待。
翁帆：
可以说现在比较适应了，不过还是有时候不习惯，比如说，这么多记者围着我们。
曾月丽：
在你结婚之后，你生活上最大的改变是怎么样呢？
翁帆：
我觉得就是生活方式。以前我是一个学生，我的环境非常简单，只是在学校里头。可是现在我们经常要旅行，经常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开会。
曾月丽：
你觉得你跟杨教授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共同点呢？
翁帆：
我觉得我们比较共同的就是，我们比较真。就是，我们不会很虚假地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说一些很虚假的话。
杨振宁：
跟她结婚使得我的生命里有了一个延续。而我自己的感受，当然很好了。当然永远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的身体要发生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不过当然活到90多岁的人现在也很多。照我目前的情形看的话，我想5年之内不出毛病，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我就拿这个来做我们日常的希望。
曾月丽：
受访那天，杨振宁穿上了一件粉红色的上衣，精神很好，谈了半个多小时。他坦诚地面对提问，就像他坦然面对他自己的婚姻决定一样。一个敢于推翻科学定律的人，确实是有勇气去突破一切既定的观念，从而获得祝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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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星华专访杨振宁、翁帆后致朋友的一封信 |
小依：
在上回给你的信上，我说杨振宁和翁帆“是快乐的、幸福的”。好几个朋友——有年轻的，有不太年轻的——后来都当面质问我说：“是真的吗？”大家似乎无法相信他们会真有感情。
我说：“当时他们的确给我这个感觉。请相信我，看人我有一双‘利眼’。两个人要合不来的话，一个厌恶的眼神、一个无奈的表情或一个不情不愿的肢体动作，就说得清清楚楚，要盖也盖不来。”
那个星期六的早上，在丽嘉登酒店的咖啡厅，我有一个半小时和他们在一起。为了抓紧时间跟他们谈话，我连六星级酒店的早餐，也敬谢不敏。那天我们谈了很多，谈东方教育、西方教育，谈他借名给南大的优秀生课程，谈现代年轻人不再耐烦刻苦做研究，谈他那次“宁要比尔盖茨，不要诺贝尔奖”的误解；谈新加坡、谈李光耀、谈爱因斯坦、谈潘国驹，杨振宁谈得特别起劲，翁帆坐在旁边也无不耐烦的神色。
谈这些严肃话题，杨振宁不时把翁帆拉进去说：“谈起代沟，我和翁帆在一起后，使我对中国像她这一代的年轻人熟悉起来……翁帆在我们结婚前，和几个朋友背着背包到内蒙古草原去，这是需要胆量的。年轻人肯面对大世界的勇气，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
直到后来潘国驹说时间到了，要让两位出去兜风。我才紧张地说：“不行，今天我最重要的工作还没有开始，最少要再给我10分钟。”原本已经站起来的杨翁，还是挺合作地再坐下来，并且爽快地谈了这两年他们快乐的婚姻生活。
两人就像一对好朋友那样，兴致勃勃告诉我一起涂改徐志摩的诗，一起在博物院外面玩“心灵相通”的游戏，还有互相出题给对方做的生活趣事，好让我拿回去交差。
我后来观看摄影同事给他们拍的照片，看到他们两人灿烂如花的笑容，让我最有成就感。作为一个记者，我的提问，能够让面前的新闻人物谈得这么高兴，谁说不是乐事？
离开时，摄影记者拍了两人十指紧扣，牵着手慢步走向电梯的正面和背面照片，我怔怔看到“相依为命”这四个字。
有多少伴侣能？
潘星华（2006年7月29日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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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无碍，真情永晴
——《人间重晚晴——杨振宁翁帆访谈录》一书编后记 |
一千一百多年前，黄昏，一诗人，独自驱车，登上长安城南的乐游原，见余晖映照、晚霞满天，不禁感慨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一千一百多年后，同样的傍晚，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面对退休晚宴上的众人，于投影片上打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杨振宁先生似乎是有预见的，又或许真诚情状颇得天意，五年后，杨翁忘年之恋震动世俗。再而后便有了本书，名为《人间重晚晴》，意取一千一百多年前这同一位诗人不同的另一首诗：
《晚晴》（唐·李商隐）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晴”者，“情”也。《郭店楚简》有云：“道始于情，情生于性。”作为中国哲学最高理念的“道”被认为起始于“情”，这是中国哲学迥异于西方理性传统的感性与体悟倾向。
杨先生深受传统文化之浸润，自是处处透出“性情”之教的气质，而本书更是专为求得杨先生“晚晴”之中所折现出的人情意蕴以及大师一生的生命绽放，综观此间种种，已颇有些“性情境界”之妙。
清华大学另一位先贤王国维先生，曾神妙地刻画过古来学者为学的三个境界：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达于“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处有意效颦，以杨翁之恋为照，透视世间“情”之种种，大凡亦皆不出以下三个境界。
其一，实则有情，碍于世俗，故作无情。故有诗曰：
《竹枝词》（唐·刘禹锡）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其二，率性而爱，横眉冷对，垂直于世俗。乃谓之曰：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其三，遍历冷暖，返璞归真，心净无波。诗谓之曰：
《定风波》（宋·苏轼）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总顾三类之“晴”，“道是无晴却有晴”因碍于世俗而陷于“虚情”；“人间重晚晴”虽乃真情流露，然若过于执著亦不免陷于分别、另类之境；至“也无风雨也无晴”方才天地一色、平静安宁。
杨翁之恋，社会中，指斥其无情者有，网络上，辩护其重情者亦有，然杨翁自身则“既不风雨也不晴”。二人在新加坡丽嘉登酒店接受完潘星华女士专访后，“十指紧扣，牵着手慢步走向电梯”，两人之间“快乐的、幸福的”感情已勿需多言，于是潘星华女士感慨地说：“我带着同事们要求我问他们‘闺房之乐’的使命去，但看着他们一脸的融洽、和谐，还有从心底散发的笑容，可以相像两人适应得很好，…请相信我，…（这样的感情，）有多少伴侣能？”
尽观众生，爱也好，情也罢，诸般行为，归根结底不过为求一“心安”而已。既不受制于世俗而被迫“无晴”，亦不拘泥于“分别”而独重“晚晴”，杨翁之恋以其“树影斑驳”般的“姗姗可爱”和“悠然见南山”似的“欲辩已忘言”，见证了大爱的自由无碍和真情的灿烂永晴。
自由无碍故能率性尽心，灿烂永晴方可生命蓬勃。翁帆说：“振宁的朋友都说他这两年年轻了，每次看见他，都说比上回年轻了。”其实，每个人都拥有巨大的生命潜能，一旦根据心性予以恰当的发展，就会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然绝大多数人只知终日应付生活的奔波，为自己眼前一点“小爱”徒然荒废着浑然不觉的生命潜能。
而杨振宁先生，则正是拥有了这无碍的大爱，才能再次迸发出让人目眩的生命华彩。套用潘星华女士的问法：“有多少老人能？”
《周易》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爱和真情，归根结底，是让人“生”的力量。
以此为照，观当世之纷扰，商业与科技之泛滥尚在其次，人心之无情无爱，让人绝生向死，已几至摇摇欲坠！局部战乱，种族仇恨，宗教对立，腐败倾轧，贫富分化，阶层矛盾，等等，无不时时刻刻吞噬着身处苦难的人们贫瘠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不计其数的媚俗歌曲、商业影视、流行网络，甚至婚外恋、一夜情，各种情色与色情横行于世，到处招摇着那些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浸透了商业化炒作的所谓爱恨情仇，让本应华彩的生命力沦为资本的家奴。
佛教大德净空法师在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上指出，“心安则众生安，心净则国土净，心平则天下平”。抛却诸般表象，终归到底，只有大爱与真情，才能普照所有的不幸与苦难。故拙拟此“编后记”，欲以杨振宁先生与翁帆女士不凡的大爱真情，为世人存照耳！
王建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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